这些年来，猪肉总是牵动中国人的神经，无论它价格高还是价格低。
　　这不，最近猪肉价格很低，于是国家要启动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作。说白了就是国家得出手干预猪肉价格了，让猪肉价格走起来。受这一消息的影响，一些城市的猪肉价格已经止跌回升。据报道称，哈尔滨的猪肉价格已经从每斤不足八元涨到了十元。
　　这可不得了，因为国家干预，猪肉价格每斤涨了两块。这得影响到多少家庭的支出？这得影响多少养猪户的收益？这得影响多少终端销售者的利润？
　　可是，国家为什么要干预猪肉价格呢？一方观点认为，猪肉是消费品，不会关系到国家安全，国家不应当干预。猪肉价格低，老百姓正好多吃一些肉，肉价高，就少吃一些，多吃蔬菜。一些大型养猪企业也提出这样的疑问，反对干预，他们资金实力雄厚，如果小企业因为价格低顶不住了，他们正好可以收购，扩大生猪养殖规模，改变中国生猪小规模养殖的现状。
　　但是，另外一方则认为，猪肉是战略性的产品，非同一般。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习惯吃猪肉，中国每年要消费五千万吨猪肉。如果猪肉出了问题，那可是天大的事。而且，猪肉价格直接影响CPI价格，猪肉涨价，中国的物价指数都要受影响。所以，国家不能坐视猪肉价格涨跌不管。
　　两种观点，看似莫衷一是。但是，魔鬼藏在细节中。就当收储猪肉是正当行为，那么国家是怎么收储的呢？这里有个专业名字：猪粮比价，也即猪肉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值。如果低于某一数值，很可能养猪户就要亏损，所以国家要出手收储。
　　但是从地区上看，到底是东部多收一些，还是西部多收一些呢？到底是A企业多收一点，还是B企业多收一点呢？如果不能保证公平，那么收储是否是一种变相的扭曲市场竞争的行为呢？因为，获得收储的企业则不愁卖，而不被收储的企业则在竞争中处于不公平地位。这是个相当复杂的技术问题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好心其实办了坏事。
　　新一届政府的改革一直在强调放权，砍掉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。收储猪肉如果不能保证公平，就干脆不要做了。
　　前几年，猪肉价格很高，于是政府想出了“好”办法：能繁母猪补贴。这是一个让经济学家笑话的政策，因为鉴定太难了。首先是母猪，这好说。其次是能繁母猪，一头母猪如果不能繁殖，就不能获得补贴，可谁来鉴定母猪的繁殖能力呢？所以基层在执行中便出现了各种错乱，凡是母猪全部给予补贴，甚至不是母猪也滥竽充数去骗补贴。
　　猪肉价格保持稳定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个愿望，却很难实现，因为决定价格的是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，而不是国家，否则就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了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，猪肉价格频繁大幅度波动是好事。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明了许多对冲风险的机制，比如生猪期货。早在1964年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就推出了活牛期货，后来又推出生猪期货合约。通过期货交易，套期保值，平稳现货市场的价格。
　　中国要破解猪价困局，同样要靠市场机制，而不是政府干预。少一些干预，市场的力量就会成长起来，即使最初并不那么完美。但干预政策成了惯性，市场力量就永远起不来。